公元960年正月初四的午后,开封府后周皇城中的正殿崇元殿内,后周的文武百官们汇集一堂,静静等待着一个重要仪式的开始。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,即将接受后周恭帝的禅让,成为名正言顺的一国之君。时间已经到了哺时(下午4、5点钟)日影西斜,皇家典礼很少有这么晚举行的。百官们的班列已经排好,内侍们准备齐了仪仗,赵匡胤的礼服也穿着停当了。但仪式还是迟迟没有开始原因看似很小,却干系重大:后周恭帝的禅位诏书还没有准备!

赵匡胤登基,禅位诏书的背后文章

后周恭帝是个不满9岁的孩子,当然不能亲笔撰写诏书。而陈桥兵变从事发到赵匡胤率领人马进入皇城,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,恭帝周围的臣子,自顾尚且不暇,哪有精力为恭帝起草诏书呢?至于赵匡胤,则一直摆出一副万不得已的样子,在恭帝母子面前痛哭流涕,表示取而代之并非自愿。自然,禅位诏书也不可能从他自己手里或是他的亲信那里拿出来,否则那些“逼于无奈”的表态,岂不成了笑话?

  可没有禅位诏书,禅代典礼就不可能进行下去。赵匡胤称帝的第一场典礼,难道就要因为这样的变故而不了了之吗?此时,有人站了出来。这个人名叫陶穀,是后周的翰林学士。只见陶穀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来,躬身施礼:‘’万岁请看!”他手中竟然是一份禅位诏书。

赵匡胤登基,禅位诏书的背后文章

陶穀犹如变戏法一样献上的诏书,在禅代典礼上起了大作用。本来被迫停滞的仪式,得以顺理成章地进行。赵匡胤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,开启了上下三百年的赵宋王朝。然而,陶穀这份诏书,背后却是大有文章。

  赵匡胤代周,与其说是被逼无奈,不如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。禅代典礼是正式登基的最后一步,重要性可想而知。禅位诏书又是证明赵匡胤帝位合法性的唯一文书,在整个仪式中必不可少,赵匡胤和他的利益集团不可能不事先做好准备。这样看来,未卜先知的胸穀,应该是赵匡胤集团政变中的一枚棋子。他按照赵匡胤集团的授意,提前写好了诏书,以前朝御用文人的身份在典礼上献出,令后周恭帝的禅让呈骑虎难下之势,想反悔也没有机会了。

赵匡胤登基,禅位诏书的背后文章

至于赵匡胤集团之所以选择陶穀当献诏书的棋子,就要说说陶穀的为人了。陶穀在后晋、后汉,后周三朝都担任过官职,本来就负责撰写文书制册,也善于钻营,颇懂得溜须拍马之术。陶穀一直有一个宰相梦,这次他在禅代仪式上大出风头,为新政权出力,也是为了讨好赵匡胤,期待能借此实现梦想,成为宰相。可惜事与愿违。虽然陶穀的诏书为赵宋政权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,但陶穀一生却并没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。他在赵宋政权中,仍旧担任翰林学士,没能比御用文人的地位更进一步。史书甚至直接指出,陶穀没能晋升高官,就是因为赵匡胤觉得陶穀在禅代仪式上的行为急躁冒进,令人鄙夷。毕竟撰写并呈献受禅制书,虽然代表了对新朝的归附,却也意味着对前朝的背弃。即使是经过赵匡胤集团的授意,也不能掩盖陶穀忠诚度的缺失。赵匡胤当上皇帝,自然不希望自已的臣子有朝一日背叛自己,所以他因为这封诏书看不起陶毂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